专家：迈向“积极促进” 中国民族立法是重大法治创新

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于7月1日生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世界民族研究室主任、西南民族大学特聘教授周少青在近期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表示，这部法律并非旨在消极地“反对歧视”或维持现状，而是主动承担国家责任，致力于推动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与发展。他强调，这种“积极促进”的理念在全球民族立法领域是独一无二的。

周少青认为，这项立法实践是为了适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需求而进行的一项重要法治创新。

从“族群本位”转向“共同体本位”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旨在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法律规定。周少青指出，这与西方一些国家过度关注族群界限和特殊权利安排的立法模式形成了对比。

他解释说，西方的立法模式容易导致“族群权利”凌驾于“公民权利”之上，从而加剧社会分裂。中国则是在承认差异的同时，不固化差异，并在尊重多元化的基础上构建更高层次的国家认同。这种从“分散”走向“联合”，从“族群本位”向“共同体本位”的转变，为解决全球族群分裂问题提供了“多元一体”的法治化中国方案。

“缺乏团结的进步是盲目的，”周少青说，“如果失去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识基础，发展成果很容易被瓦解。”他认为，这部法律体现了国家在凝聚社会共识方面的责任担当。

从“消极保护”转向“积极促进”

“没有‘进步’的团结是脆弱的，”周少青进一步阐述，“如果缺乏经济共同富裕和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团结就可能成为空中楼阁。”他认为，民族问题不仅仅是权利分配问题，更需要通过共同发展来化解结构性差异。

他表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提出“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推动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正是体现了发展性的理念。

周少青指出，西方国家的民族立法多以“权利法案”或“反歧视法”的形式出现，其主要目的是防止国家或多数群体对少数群体造成伤害，或被动地确认少数群体的某些特殊权利。然而，这种模式忽视了发展的动力机制，难以实现社会整合。

相比之下，中国的这部法律具有“促进”性质。周少青强调，它没有停留在“不歧视”或“保护现状”的底线，而是要求主动作为，通过法律“促进”各民族在共同“进步”中实现深度“团结”。

从“纸面”走向“地面”

自今年3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来，中国许多省市已出台了相应的配套措施。一些地区提出通过产业发展来巩固共同富裕和民族团结的物质基础；另一些地区则以社区为基础，将法律倡导的“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转化为可量化的基层治理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