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郭中华：涉马边塞诗词何以成为新疆与中原交流的生动载体？

马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已从单纯的交通工具演变为承载精神意涵的文化符号。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中文系主任郭中华副教授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阐述了涉马边塞诗词如何成为新疆与中原文化交流的生动载体。

中国悠久的马文化以人马关系的紧密为特点，历代不乏爱马、养马之人。这种文化背景使得马成为历代文人歌咏的对象。从《诗经》中的“陟彼高冈，我马玄黄”，到唐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再到宋词“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以及元曲“古道西风瘦马”，马始终是文学艺术中的重要意象。在文人笔下，马超越了交通工具的范畴，成为精神图腾、情感寄托、人生写照，是承载时代精神和文人情趣的复合文化符号，也是连接诗人与时代、个人与家国的纽带。

涉马边塞诗词在促进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互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这些诗词是塑造和传播西域形象的重要窗口。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开通后，东西方交往的大门敞开，涉马文学与西域文化的联系也由此开启。《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均记载了“西域出良马”。大宛的“天马”成为西汉诗赋吟咏的对象，汉武帝的《天马歌》等作品将西域良马神化，赋予其政治和文化象征意义，标志着中原涉马文学将西域纳入了主流叙事。

魏晋时期，民族迁徙频繁，西域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持续不断。前凉在高昌设郡，中原制度西渐，同时西域的胡马持续输入中原，成为军事力量的重要支撑。涉马边塞诗题材在文学创作中进一步发展。曹植的《白马篇》和张华的《壮士篇》虽为泛泛而写，但“大宛马”、“西北驰”等词语明确指向西域方向的军事想象。

唐代是涉马边塞诗词创作的鼎盛时期。一方面，唐朝在西域设立安西、北庭都护府，建立了完善的驿传系统；另一方面，岑参、高适、王维等边塞诗人亲身经历西域，重新构建了文人对西域的地理认知。特别是岑参，两次深入西域腹地，创作了大量边塞诗，为后人树立了边塞书写的典范。他诗中的“胡地苜蓿美，轮台征马肥”、“马疾过飞鸟，天穷超夕阳”等，均描绘了西域以马为代表的地理风物。

唐朝之后，与马相关的边塞诗词创作绵延不绝。宋代的汪元量、陆游，元代的耶律楚材、丘处机，明代的陈诚、吴伟业，清代的蒋平阶、纪昀等，都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边塞作品。在这些涉马边塞诗词中，马不仅是物质载体，更展现了作者对西域边疆的描绘和情感投射，成为“帝国威德远播”的文学象征。诗人以西域为背景，将马升华为国家力量和个人英雄主义的象征；西域的马种、乐舞和军事活动为诗歌创作提供了现实素材和艺术灵感，形成了“现实—象征—审美”一体化的涉马文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西域辽阔苍茫、雄奇壮丽的自然风光，以及与中原迥异、异彩纷呈的人文风情，得以成功塑造并广泛传播。

其次，涉马边塞诗词是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互动的重要媒介。随着涉马边塞文学的兴盛和传播，龟兹乐、疏勒乐等西域乐舞，以及与马相关的军乐、鼓角之声，通过诗歌媒介传入中原音乐体系，为涉马诗词的声律表达提供了新的艺术源泉。宋人沈辽的《龟兹舞》诗提到“龟兹舞，始自汉时入乐府”。唐代十部乐中，有五部源自西域。诗歌与胡乐的结合，使涉马文学不仅具有文本性，还具备表演性和仪式感，促进了西域乐舞文化在军中和民间的广泛传播，甚至形成了长安“胡风”盛行的局面。与此同时，西域的各种习俗也日益渗透到中原士人的生活中。

随着往来西域的士人增多，中原的文化艺术也传入西域。尼雅和楼兰出土的大量汉文木简，吐鲁番出土的晋唐时期文书，以及库车附近出土的大量汉文典籍，都是有力的证明。西域的汉语和“胡语”逐渐通用，许多西域民众精通汉语。魏晋以后，西域民众研习汉文化蔚然成风。《新唐书》记载哥舒翰“好读《左氏春秋》及《汉书》”。岑参诗中有“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藩王能汉语”，耶律楚材也提到“素袖佳人学汉舞，碧髯官妓拨胡琴”。元代涌现出贯云石、萨都剌等一批文化修养极高的西域作家，并形成了高昌偰氏文学家族、高昌廉氏文学家族等极具影响力的文学世家。

涉马边塞文学的广泛传播，也促进了西域马文化与涉马文学的兴盛与繁荣。在交通运输、生产贸易、民俗娱乐等领域，马的身影无处不在。以马为核心意象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日益繁荣。中国的三大英雄史诗，均与西域马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而在西域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谚语等文学创作中，马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中，马这一文学意象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历代涉马边塞诗词表明，马的文化内涵在历史进程中逐步丰富和拓展。马在不同时期、地域和民族中承载着不同的文化意义，尤其是在以马为中心的民族中，马的情感寄托尤为深厚。这些文化特质通过涉马边塞诗词进行交流和融合，不断拓展着文人的想象空间。中原与西域涉马文学的交流互鉴和融合演进，不仅丰富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内涵，更体现了多民族文学在历史长河中的互动共生，为中华文学的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有力证明。

在西域与中原长期的文学互动中，马作为独特的书写对象，已超越单一族群的界限，成为中华文学中连接中原与边疆、现实与理想、力量与精神的重要意象。它凝聚了游牧民族的奔放精神和中原士人的建功立业之志，寄托着边塞情怀和家国意识，成为见证西域与中原文明互鉴、情感联结的核心镜像之一，映现了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共生，并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