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王琛发：与三佛齐交往史打破“中华文明是内陆文明”刻板印象

近期热播剧《太平年》提及了一个相对陌生的名称——三佛齐（又称“室利佛逝”）。室利佛逝，音译自梵文Srivijaya，是存在于唐朝至明朝时期的南海古国。在晚唐时期，中国文献开始称其为“三佛齐”。该国兴盛于唐朝初期，逐步发展成为南海丝绸之路沿线港口城邦的联盟体，并曾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重要的海外贸易伙伴。这一情节引发了公众对三佛齐历史地位、其与中国唐宋时期关系的探讨，以及双方文明互鉴的模式。

针对这些疑问，中新社“东西问”栏目采访了专注于古代南海丝路及华人聚落历史研究的专家——英国欧亚高等研究院主席、马来西亚道理书院院长王琛发。他指出，三佛齐与中华文明的交往历史，有力地驳斥了“中华文明是内陆文明”这一固化认知。

中新社记者：许多观众是通过电视剧初次了解“三佛齐”。请问，历史上的三佛齐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王琛发： 三佛齐（室利佛逝）兴起于唐朝早期。公元686年，室利佛逝国王阇耶那沙（Dapunta Hyang Sri Jayanasa）通过军事行动和外交手段，促成了苏门答腊南部大部分地区及周边岛屿诸邦的联合，为建立海上强权奠定了基础。到了公元9世纪下半叶至10世纪，室利佛逝已发展成为南海丝绸之路沿线众多港口城邦组成的联盟体。

《宋史》记载，三佛齐管辖“十五州”，其疆域涵盖了今泰国东南部海域、马来半岛东岸以南、西岸与苏门答腊之间的马六甲海峡，以及西部爪哇和巽他海峡一带。这个由十五个州组成的联盟，曾是中国在古代文明交流和经贸往来中的重要伙伴。它以港口为节点，以航道为骨干，通过掌控从暹罗克拉地峡、马来半岛的马六甲海峡，到苏门答腊、爪哇一带的关键海上通道，构建了一个横跨中南半岛东西两岸的海洋网络，囊括了南海丝绸之路沿线的经济贸易据点，形成了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

其首府巨港，作为当时苏门答腊东南地区南海最大的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中转站之一。来自东西方的商船在此汇集，长途航行的船只在此停靠补给，而短途航线则在各个港口之间接力运行。《岭外代答》形容其为“南海之中，诸蕃水道之要冲”，几乎所有通往中国的海上贸易都要经过这一体系。

更重要的是，三佛齐不仅是“通道”，更是“枢纽”。例如，乳香原本由阿拉伯商人运至此地，再集中转销中国，使其成为重要的转口贸易中心，既是中国的主要买家，也承担着再分配的功能。这种转口贸易模式，使得沿线“十五州”形成了一个互利的网络，三佛齐也因此成为“南海之中”的贸易枢纽。

三佛齐十五州联盟的成员国分布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上，既与中国海域紧密相连，又与西域各国通过海陆相接。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海洋往来并非零散或间接，而是保持着持续和深入的多方联系。

中新社记者：在唐宋这样的强盛时期，三佛齐在中国面前处于何种地位？双方是臣属关系，还是平等的交往关系？

王琛发： 从名义上看，三佛齐确实处于“朝贡—册封体系”之中，但从实质上看，双方更接近一种基于贸易的平等关系。

其关键在于双方的相互依存和贸易需求：中国需要来自南海地区的香料、药材等资源，而三佛齐则依赖转口贸易和对华贸易获取财富，并掌握进入中国的关键航道。因此，唐宋王朝都给予三佛齐优惠的待遇，积极维护其与中国的经济往来，同时也确保其主权不受侵犯，使得双方的官方和民间往来得以持续，互惠互利。因此，“朝贡”更多是一种礼仪形式，而非单向的从属关系。

史料显示，三佛齐是宋代与中国往来最频繁的南海国家之一，共计出使28次。同时，中国通过“优赐遣归”等方式保持贸易吸引力，这实际上构建了一个双向的利益体系。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从未对三佛齐进行军事干预。相反，通过册封、赠礼等方式，中国帮助其巩固了地区地位，客观上保障了三佛齐各国免受外部势力的干扰，维护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对稳定。例如，唐朝开元年间，三佛齐遭遇危机时，唐朝并未中断友好关系，而是晋封其王子为王，并赐予其物品和官职（金吾卫大将军），使其在区域内获得了更高的威望。

因此，三佛齐与唐宋王朝的关系，应被理解为实质上独立的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平等贸易与外交关系。

中新社记者：三佛齐与中华文明是如何相互影响的？为何说三佛齐与中华文明的交流打破了“中华文明是内陆文明”的刻板印象？

王琛发： 三佛齐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扮演了核心角色，它建立了一个稳定且高频的海上贸易网络体系，使中国能够持续地融入古代整个亚洲的海洋世界。

在贸易层面，商人常常需要在三佛齐停留数月等待季风，长期的驻留促进了稳定商业网络的形成。这意味着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通过海洋与外部世界建立了深度的联系。

考古发现也印证了这种联系。例如，唐宋时期的钱币在东南亚地区大量出土：在印度尼西亚占碑省发现了唐朝的开元通宝铜币，在井里汶沉船中则出土了数千枚南汉时期的铅钱。海外沉船遗址中，各类日用瓷器动辄数以万计。在往返的远洋航线上，商船更是通过互通货物，源源不断地交换香料、南洋土特产以及各类矿产资源。

除了盆、碗、碟、罐、瓶等器皿，史书中记载的三佛齐与中国之间的产品往来以及考古发现，还包括钟、鼓、玩具，以及用于研墨时控制滴水量的滴水器。这表明两地之间长期形成了生活用品和生活方式的文明互鉴，并构建了跨海互依的经贸市场，拥有稳定的货币流通体系。

在文化层面，这种交流更为深刻。唐朝高僧义净曾在三佛齐长期学习，金刚智、不空等高僧师徒也经由此地传入中国，并逐渐成为汉传佛教的重要代表人物。不空更是密宗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代表唐朝出访交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时，天文、医药、工艺、航海等知识也随着海上贸易得以互通传播。主持编制《大衍历》的唐代高僧一行，便是吸纳了南海与西域的知识，推动本土科技发展的典型代表。

因此，中原王朝与三佛齐之间的关系，绝非仅仅是商业往来，而是存在着长期、双向、持续深入的文明交流。这充分证明，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依靠海洋与海外世界相连，融入了世界交往的格局，也打破了过去“中华文明是内陆文明”的错误观念。

中新社记者：在当前中国与东南亚关系日益深化的大背景下，三佛齐的历史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

王琛发： 三佛齐的历史为理解当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首先，互联互通具有根本性的价值。三佛齐因掌控南海至西域的关键海路节点而成为枢纽，这启示我们，海上通道的畅通对区域繁荣至关重要。

其次，贸易互利具有持久的逻辑。无论是乳香贸易，还是钱币的流通，都体现了区域贸易网络中多方共享收益的格局。

再次，文明互鉴具有深刻的潜力。三佛齐与中华文明的互动，不仅体现在官方层面，也渗透到宗教、文化和日常生活之中，这种“生活化的融合”更具持久性。

中华文明与三佛齐的交流历史表明，建立在相互尊重主权基础上的平等伙伴关系是合作的前提。唐宋时期并未试图控制三佛齐，而是通过经济贸易和礼仪支持其独立地位，这种关系反而更加稳固。这种尊重与包容的交往模式，至今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真正的区域合作并非依赖单方面的支配或强制性的制度推行，而是根植于对彼此发展道路和治理选择的承认。当代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正是对这一历史智慧的创造性转化。